作者｜保罗·利科（Paul Ricœur，1913-2005）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与研究跨越于多个人文学科领域，比如现象学、诠释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政治学与伦理学等，主要著作有《意愿与非意愿》、《活的隐喻》、《诠释的冲突》、《从文本到行动》、《时间与叙事》等。
记忆的操控，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且多形式的因素介入到同一性的诉求和记忆的公共表达之间的结果。这里说的是意识形态现象，我在其他地方尝试过拆解其运作机制。意识形态进程在两方面是晦暗的。首先，它仍然是隐藏的；不同于乌托邦，它是不可告人的；在转而谴责意识形态竞技场的其他对手的同时，它把自身掩盖起来：永远都有他者陷入到意识形态中。另一方面，进程是极端复杂的。根据它对理解人类行动世界产生的影响，我提出过区分意识形态现象的三个运作层次。从高到低，从表到里，这些影响分别是，现实的扭曲；权力体系的合法化；共同世界通过内在于行动的象征系统而整体化。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处的最深层次上，意识形态现象看起来完全构建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行动结构，因为象征的中介使得人类行动的动机和按照遗传学遗传密码工作的行为结构有所不同。象征综合和符号学系统——某些系统完全属于转义的修辞学——之间的一个显著的相关性在这个基础层次上被建立起来。在这个深层次上考虑，意识形态现象的分析属于“文化符号学”的一部分。正是以这个整体化因素之名，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同一性的守护者，因为它为这种同一性的脆弱性的原因提供了一个象征的解答。在这个根基性的、行动以象征为中介的层次上，还没有操控的问题，进而也就没有记忆的滥用的问题。我们只能谈论施加在一个传统社会习俗上的无声约束。也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概念在实践上无法根除。但是必须马上补充说，意识形态的这个构建功能在其第二个功能，即为一个权力秩序体系提供合法性的功能之外几乎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于如果缺少了嫁接在前一个功能上的扭曲功能，它都不会潜在地发挥作用。就最大限度而言，只有在没有任何政治等级结构的，且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权力的社会中，我们才有可能遇到意识形态的纯然现象，作为可以说纯洁的整体结构。归根结底，意识形态都要围绕权力旋转。意识形态试图为之提供合法性的，实际上是秩序或权力的权威——秩序，在整体和部分的组织关系意义上；权力，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等级关系意义上。在这方面，韦伯对秩序（Ordnung）概念和统治（Herrschaft）概念进行的分析对我们的事业来说帮助很大，虽然《经济与社会》的作者并没有专题探讨意识形态及其与同一性的关系。韦伯对权力的整个分析围绕每一种权力形式——克里斯玛的、传统的或官僚的——提出来的合法性诉求进行；这一切于是关系到将统治者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与被统治者对上述权威的信仰联系到一起的结点（nexus）的本质。权威的悖论就在这个结点上。我们可以假定，意识形态恰好发生在一个权威体系所提出的合法性要求和我们以信仰作为回应之间的缺口上。意识形态在我们自发的信仰中加入一种剩余价值，多亏了它，信仰才得以满足权威的要求。在这个阶段，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填补每一个权威体系挖出的可信性鸿沟，不仅有克里斯玛体系（因为管理者被捧上了高位）和建立在传统上的体系（因为人们向来就这样行事），同样还有官僚体系（因为专家掌握知识）。通过在信仰（“由于它”，秩序是合法的，权力是正当的）的诸类型的基础上确定合法性的诸类型及其命令和要求，韦伯使当前的假说具有了说服力。而几种信仰依次以自己的方式为服从提供了理由。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权威被规定为使人服从的合法权力。在韦伯看来，统治（Herrschaft）本质上在于命令和服从的一个等级关系。对服从的期待以及服从的可能性——“可能”（chance）——明确规定了它。可以看到，格尔茨在别的地方提到的象征体系及其修辞学表达在这个关键点上得到了充分发挥。它们为意识形态提升为加在权力合法性信仰上的剩余价值提供了依据。
意识形态和权威体系合法化进程的这层关系在我看来构成了一条中轴。围绕着它，一方面，更为基本的共同体借助行动的象征中介——甚至修辞学中介——而整体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更为明显的，也更容易对之感到惋惜并加以批判的现象，也就是扭曲效果，一起得到排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其最完美的分析集中到后者上面。我们熟知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隐喻——倒影或倒立的人。以此方式被图像化的扭曲的机制，只有当它和我放在意识形态机器中心的合法化现象连接在一起，并最终影响到行动的不可逾越的象征中介时，才会是说得通的。缺少这些中间环节，意识形态的诽谤者相信其能够给予人类的基本实在（也就是实践，改变现实的活动）以一种真实的，未经歪曲的，进而无需在意义、价值、规范上进行任何解释的描述。实践的，以及更确切地说，活的劳动的这种实在论，甚至这种本体论，使那种意识形态理论既强大又薄弱。事实上，如果实践不一开始就包裹一层意识形态（在这个词的最初意义上）的外衣，那么我们在这种实践中就也看不出能够对什么造成扭曲。脱离这个初始的象征语境，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这种净化工作不是徒劳的，视情况而定，它可以有其必然性，只要它是为重建讨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为一个残酷的斗争进行的，后者只会演变成为市民战争。如果这个分析是有些道理的，甚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出是什么为记忆操控的不同努力添了一把力。很容易把它们与意识形态的不同运作层次分别联系起来。在最深层，在行动的象征中介的层面上，通过叙事功能，记忆被归并到同一性的构造中。叙事的塑形工作提供出来的变动资源使得记忆的意识形态化成为可能的。正如叙事的人物在故事被讲述的同时被情节化一样，叙事的塑形在行动本身成形的同时帮助塑造行动主角的同一性。阿伦特提醒我们，叙事说的是“行动的谁”。更确切地说，叙事的有选择性为操控提供了机会和机巧的方法，后者一开始就同时包括了遗忘和回忆起的策略。我们在对遗忘进行专题研究时会说明这一点。但是在意识形态作为权力、统治得以合法化的话语起作用的层面上，叙事提供的操控资源得到了充分调用。我们都了解，统治不仅限于身体的管辖。甚至专政者也需要一个修辞学家、一个智者为他的王国提供一整套诱惑和恫吓共存的话语。强加的叙事于是就成为了这个双重活动的优先工具。意识形态加在信仰——被统治者以之回应统治者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上的剩余价值表现出了一个叙事结构：创始的叙事、光荣和耻辱的叙事，编织着奉承和畏惧的话语。于是乎，把记忆的明文滥用与属于意识形态现象层面的扭曲效果联系起来就有可能了。在这个表层，自身“授权的”历史、官方的历史、公开学习并庆祝的历史将强加的记忆武装起来。一种被训练的记忆，在制度的层面上，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教授的记忆；为了能够回忆起共同历史的诸起伏波折，它们被视作共同同一性的创始事件，强制的记忆化因此加入进来。叙事的界限于是被用来当作共同体同一归属的界限。被教授的历史，被学习的历史，还有被庆祝的历史。约定俗成的纪念进一步增援强制的记忆化。回忆起、记忆化和纪念就这样缔结了一道强大的盟约。我们在这里触及到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记忆的滥用》中准确无误地揭露出来的那些滥用。就此说来，文章的标题可谓恰如其分。其中，我们可以读到针对当代的纪念——伴随各种仪式和传说——狂热的一个严厉指控，通常说来，它们是与刚刚提到的创始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托多罗夫强调，对记忆的控制，不仅是极权政体的专长；它是所有醉心于荣耀的人的特点。这样的揭露提醒我们警惕作者称为“记忆的无条件赞词”（《记忆的滥用》，页13）的东西。他补充说：“记忆的重要性如此之大，既不能将其交予狂喜，也不能交予愤怒”。我不会再强调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我们当代人要求处在受害者的位置，具有受害者的身份：“成为受害者，让你们有了抱怨、抗议、要求的权利”。这个位置带来了一个过分的特权，反将其他人置于负债者的地位。我现在不如保留托多罗夫的最后一点评论，它会把我们引向关于记忆责任的棘手问题：“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所有从事于过去的工作一样，决不仅仅是确定事实，他还要从中选择出某一些来，比另一些更突出，更有意义，然后把它们关联在一起。这种选择和关联的工作，并不必然是由寻求真理引导的，而是为了善（bien）”。不论我们对这里在真理和善之间提出的取舍持何种保留意见，我们都必须把沿着寻求正义的方向继续全部有关记忆的滥用的研究延续到下文和记忆的责任有关的讨论。遵照托多罗夫的一个完全明智的建议，即从创伤记忆中获取只有当记忆成为一项规划时才会变得贴切的示范价值，这点考虑就和前一小节的讨论连贯起来了。如果创伤是回到过去的，那么示范价值就是指向未来的。因记忆而崇拜记忆忽视的，不仅有对未来的指向，还有和道德相关的终极问题。而使用的概念，其隐含在滥用的概念中，不得不牵涉到这个问题。它已经让我们跨过了我们研究的第三个层次的门槛。
本文选编自《记忆，历史，遗忘》，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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